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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中西方话语中心化到中国话语建构

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从西方话语为中心到建构中国话语的转变历程。1978年以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逐渐出现了以英美等西方国家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西方文学理论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西方话语主导趋势。这种以西方话语为中心,本土话语研究缺失的现象引发广大国内学者的质疑和批评。近年来,在国内学者的呼吁下,西方话语中心化现象明显消退。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建立中国话语体系,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西方话语中心化;中国话语建构


  一、外国文学研究中西方话语中心化及其争论


  改革开放前十年,外国文学作品被视为资产阶级腐败,落后的思想产物,成为批判的对象。当时许多国内学者对外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持否定态度,提出外国文学糟粕论的观点,提倡不要接触和研究外国文学。在此论调下,外国文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少数介绍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作为反面例子,其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作品中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进行揭露和批判。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称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对外国文学研究重新进行了定位。《祝词》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1]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和党的文艺指导方针打破了外国文学研究被禁锢于阶级和政治斗争的局面,文艺研究的门类,形式,题材,流派,风格,主题开始逐渐丰富。第四次文代会以后,国内新创刊了一系列外国文学期刊,如《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译林》等。这些刊物翻译、介绍和评价了众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创造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气象。


  虽然当时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在第四次文代会后达到了高潮,但国内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却比较滞后。面对文学理论的匮乏,国内文学界急需通过国外文学界了解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为了促进国内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文学理论界在1985年举行了四次全国性学术新理论和方法的学术会议。这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促使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空前发展,现代外国文学理论译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理论著作涵盖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各个流派,如精神分析理论,叙事学分析理论,女性主义分析理论等。国内外国文学研究视野逐步走向多元化,西方学术理论热潮开始席卷全国。


  纵观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由于学界对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过度推崇,西方学术话语逐渐开始在文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文论本土话语几乎失声。曹顺庆曾这样评论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中国文论得了‘失语症’。”[2]


  二、外国文学研究中西方话语中心论的形成原因


  国内文学研究西方话语中心化的形成与当时国内对西方文化认知上的转变和全球西方话语中心化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前十年,在错误思想引导下,国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即将灭亡,西方文化包括文学是资产阶级糟粕和毒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发现西方国家并没有处于灭亡的末期,相反,西方有着当时中国所没有的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中国人经历了从全盘否认,到接纳甚至极力追捧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心理历程。与此同时,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强国以自己的经济优势为依托,极力鼓吹西方文化先进论,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强国所推崇的文化价值观垄断了各个领域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境下,西方的学术概念、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大量进入中国的学术界,成为大部分知识分子评判中国实践的重要尺度。


  其实造成经济落后的原因复杂多样,但经济落后并等同于文化落后。西方强国利用其经济优势,制造所谓其他国家文化落后学说,目的是为了确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把其他国家文化“他者化”、“边缘化”,从而能有效地治理和控制其他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强国用现代武器征服和统治他国,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强国用粉饰过的文化先进论这种攻心术击败了其他国家。


  所以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和理论的时候,学者们要对西方学说保持清醒的认知。文学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具有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把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到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可取的。而且,过于推崇西方理论,会屏蔽自身文化中的优点,导致文化不自信,接受强国思想,缺乏自己的独创性和话语权。


  三、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建构中国话语的尝试


  自从提出中国文论失语说,建构中国本土理论话语就成为文学界努力前行的方向。21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积累的不断增长,国内学界本土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学界作为西方理论附属的现状表示不满。学者们积极倡导建立适合中国语境的理论话语,希望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声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许多中国学者如童庆炳、聂珍钊等做出了建构中国话语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聂珍钊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产生于外国文学研究界中的一种本土话语构建形式。在聂珍钊等学者的建构下,文学伦理学批评以中国视角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中本土话语建构的先锋。聂珍钊首次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概念是在2004年召开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在随后撰写的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中,他系统介绍和分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对象和内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思想与文学渊源。[3]此后,国内学者王宁、刘建军、邹建军、苏辉等也陆续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聂珍钊的论述进行了完善与丰富。在聂珍钊的倡导下,众多学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了颇有新意的解读。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本土话语建构的尝试,值得充分肯定。但在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1.在批评实践中一些研究者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概念理解有偏差。2.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多集中于小说,对其他文学作品类别研究不足。3.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欧美国家作品解读较多,对其他国家文学作品解读过少。


  四、结语


  从改革开放前十年对外国文学的全面否定,到后期对西方话语无批判、无选择的移植态度,直接造成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本土话语失语和西方话语的中心化。在近几十年里,以聂珍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们为破除外国文学研究中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重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做出了尝试。希望在未来学术研究中,学者们要真正树立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的精神束缚,让中国话语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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